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张春晓告诉记者，所有的企业都存在管理成本的问题，就央企而言，其行政色彩较浓，对市场的反应相对较慢，中间管理链条运行效率低，会议要求是让中央企业行政化色彩逐渐淡化。
根据《山东省采煤塌陷地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到2020年，煤炭企业治理已稳沉采煤塌陷地达到80%，新增塌陷地达到同步治理；地方政府治理历史遗留采煤塌陷地达到80%。到2025年，煤炭企业基本完成本矿区内已稳沉采煤塌陷地治理，地方政府基本完成历史遗留采煤塌陷地治理任务。
机场综合保障车是受阅后勤装备中的“大家伙”。空军场务研究中心副主任魏春景介绍说：“２台机场综合保障车几个小时就能清理出２５００米长、５０米的宽机场跑道，这些工作量够１００多人忙活一昼夜。”
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２日电 与以往中国足球强调“金牌足球”、“出线足球”相比，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中国足球改革发展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大力发展社会足球，具有重要的意义。天津体育学院副院长刘志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社会足球是整个足球发展体系的重要一环，没有社会足球，整个足球水平也难以真正提升。此外，社会足球的发展对于形成足球文化、和谐社会氛围都有积极意义。 上海不仅拥有三支中超球队，其业余足球的发展也走在了全国的前列。ＤＩＢ是上海一家规模较大的业余足球俱乐部，其创始人张锐在介绍上海业余足球的发展状况时说到：“包括上海周浦、宝山等地区都由民间自己发起成立了各自的足球联盟，上海大大小小的业余足球队应该不会少于１０００支。”据张锐介绍，与以往上海的业余球队从网上购买五大联赛球队的衣服不同，目前８０％的上海业余球队的队服都有专业的品牌为他们定制专属球衣。 在没有中超球队的湖南，其草根足球的发展也是成绩喜人。据湖南省体育局介绍，为了推动湖南省足球的发展，湖南省足协致力于打造草根足球联赛，从社会上选拔十几支参赛球队，参加常态化的联赛比赛，并按每年不同的成绩升降级。 湖南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说：“草根足球赛让民间足球爱好者有施展足球才能的机会，还有一个正式的平台可以不断提高足球水平，在社会上形成‘全民足球’的足球文化氛围。” 李舜认为，足球是属于群众的运动，通过建立湖南足球的“金字塔”体制，建立从草根足球到半职业、职业足球逐层上升的模式，对于发展足球大有裨益。 在“谁是球王”娃娃组的比赛中，新疆喀什儿子娃娃队以较大优势赢得了最终的冠军。由此可见，我国的少数民族地区也是足球发展的沃土。 以内蒙古为例，内蒙古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启动足球系列联赛，从校园足球、职工足球、社区足球、职业联赛四个方面组织赛事，让足球回归社会、回归校园、回归家庭。为了突出联赛群众性、业余性、广泛性的特点，比赛采取１１人制的形式，以各盟市、行业和自治区直属机关工委为赛区，分别组织实施，每个赛区的前两名集中参加内蒙古自治区的决赛。 在内蒙古面积最大、人口最少的阿拉善盟，当地足协从２０００年开始组织７人制足球联赛，每年３月至１０月进行。政府免费为比赛提供场地，同时当地足协抽调运动员义务进校园普及足球运动。 值得一提的是，在２０１５年获得中乙联赛资格的内蒙古包头市南郊联社足球队在此之前就是一支靠企业赞助和个人力量组织起来的业余球队。 尽管中国的民间足球呈现出可喜的态势，但是由于一些老问题的存在，其发展仍会遇到一些“瓶颈”。 首先便是场地问题。据记者了解，全国各大城市免费向市民开放的足球场地依旧太少，可供市民选择的足球场特别是适合夜晚踢球的灯光球场也无法满足球迷们的需要，足球场地一地难求的尴尬局面依旧存在。 其次是经费问题。重庆的廖渝今年１月份和丈夫一起开办了一家体育公司——重庆启冠体育发展文化公司，专门做７人制业余足球联赛的组织和策划。廖女士策划组织的“２０１５全城制霸”７人制业余足球联赛即将开赛，已有３２支业余球队报名参赛。 据廖女士介绍，一场比赛下来场地费、裁判费在７００元左右。“社会足球的影响力和关注度还是太小，招商方面进展并不顺利，靠各个球队的报名费难以盈利。整个比赛费用预计要花费２０多万元，现在基本是靠自己前期投入。社会足球的发展还是很难，所以很多业余联赛一般做不了多久，”她说。 之前提到的南郊联社足球队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球队教练兼负责人姚志强说：“南郊联社以５０万元赞助了球队足协杯首轮比赛，此外包头燃气有限公司捐赠的１００万元。寻求后续赞助和政府部门的支持，仍旧是球队负责人们的首要任务。” 最后则是运行机制的问题，由于社会足球涉及面广，人口众多，行业繁杂，如何有效开展社会足球，组织单位之间、部门之间、行业之间、城市之间的赛事，需要科学有效的足球竞赛体系。 谈到这一问题，安徽省体育局局长冯潮认为体育行政部门的角色至关重要。他说：“发展社会足球，需要体育行政部门开阔胸怀、放宽视野，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兴办体育，由过去‘管理’转变为‘服务、引导、扶持’。（参与记者：朱翃、周凯、张泽伟、王春燕、周畅、帅才）部分乘客家属来到监利。3日上午10时30分左右，来自江苏南京、苏州等地的约50名“东方之星”号客轮乘客家属，从南京包车前往湖北省监利县沉船救援现场。20时许，这辆大巴车抵达事发地的湖北省监利县。安顿好后，他们收到当地群众自发送上门的饮用水和食品。除了答案靠谱，部长们也越来越愿意走到话筒前回应百姓关注。在5日的“部长通道”，往日被围追堵截的部长们，甚至出现了“排队”等候采访的情况。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和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还给自己打起了“广告”：预告将出席的新闻发布会信息，并欢迎大家提问。这样的态度，正是两会越来越开放透明的写照。（记者 陈静）
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加快实施林业“走出去”战略
新华社拉萨４月１２日电（记者 张京品）“现在到西藏旅游的人越来越多，做导游的收入一个月差不多有６０００元，这让我有了在城市生活的信心，我喜欢城市的感觉。”带完一拨游客，３４岁的归桑看着布达拉宫，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新华社杭州３月２６日电（新华社记者方益波、魏董华）３月２５日１９点，杭州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突然宣布“限牌”政策。结果是政府损了声望，百姓瘪了钱袋。一个为治理城市病而努力的政策，得到如此“双输”反应，教训深刻。 限牌限行，关系到治堵、治雾霾，本意是为公众谋福利。可叹的是，“限牌”消息发布之前，市场上已经传闻四起，市民纷纷抢购。而政府部门则“故作矜持”，莫测高深，甚至一直在否认，给大家反复“辟谣”的印象。４Ｓ店却是看起来早就知情，百姓成为最不知情、完全被动等待的那一群。决策者真的得好好反思一下了。 一直说不会“限牌”，结果突然推出“限牌”，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据称是为了不给政策获利留空间，但实际上不过是把权威信息发布权交给４Ｓ店。其结果是，一些４Ｓ店群发短信，言之凿凿，呼吁“速来购车，通宵营业”。普通百姓四处打探，一片惊惶。短短几天中，有销售商完成了平时不可想象的巨量销售额，在政策的风声中赚得盆满钵满。而消费者甚至慌乱到对买的车还一头雾水就匆匆下单。 杭州近年来推行“开放式决策”、“民主促民生”，的确做了不少努力。但是这些努力在此次“限牌”中为何没有经得起考验？可见这些先进理念并没有真正在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心中扎下根来。新闻布会后，杭州市交通局副局长解说，摇中比例约１∶４．７，就算竞价估计也会在一万三四千元。有网民评论：看了解释，发现抢购完全没必要。人们不禁要问：为何事前要对公众遮遮掩掩呢？原因在于有关部门习惯了“密室政治”，对在与公众紧密互动下的施政方式可能带来的正面效应，心中无数，没有信心。 今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第一年。全面深化改革难免要啃硬骨头、过险滩，这比过去更需要上下同心，共克难关。此次杭州“限牌”最大的败笔也许在于，此前杭州有关部门多次传递出不会限牌的信息，最终又自己翻盘，其实质是把政府的公信力看作小事，难怪被网民讥为“不诚信”。这种对于政府公信力的透支，其负面作用到底有多大？会给今后推进其他改革造成什么困难？应当如何设法加以补救和挽回？有关方面应当深入反思，并尽快采取行动。
50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待建 国家标准出台在即席大大强调：在建设首善之区上不断取得新成绩
广西计划年底基本完成城市照明高能耗产品淘汰改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