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大总理5月17日上午乘专机离京，开启对巴西、哥伦比亚、秘鲁、智利四国的正式访问。总理此访将签署一系列经贸合作文件，其中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穿越巴西、秘鲁，长达5000公里的超长铁路是各界关注的重点项目之一。 商务部部长助理童道驰在13日的中外媒体吹风会上表示，总理此访，将签署涉及横跨巴西、秘鲁，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洋铁路可行性研究合作文件，就启动可行性研究做安排。“两洋铁路”是一个怎样的项目？中国为何远赴万里参与修建“两洋铁路”？人民网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 “两洋铁路一旦完成就能与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媲美，这条重载货运线路将能够为中国运输更多的拉美产品，为拉动中拉之间的物流做出重要贡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战略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王嵎生表示。 “两洋铁路”的概念是2014年7月席大大主席访问拉美时首次提出的。2014年7月，席大大访问巴西，中国、巴西、秘鲁三国就开展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两洋铁路合作共同发表声明，中巴双方签署加强铁路合作备忘录。席大大强调，中方重视同包括秘鲁、巴西在内的拉美国家开展基础设施建设领域互利合作，建议中国、秘鲁、巴西组成工作组，开展包括规划、设计、建设、运营在内的整体合作。 四个月后，2014年11月，秘鲁总统塔索来华出席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并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中秘签署了一项关于对“两洋铁路”项目进行可行性研究的备忘录。随后，席大大与巴西总统罗塞夫在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举行双边会谈时强调，我们要再接再厉，推动合作取得更多成果，促进贸易便利化自由化，推动巴方货运铁路、高铁、“两洋铁路”建设尽早取得实质进展。 巴西驻华大使雷昂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谈到，自从去年7月席大大主席访问拉美首次提出“两洋铁路”的概念，到此次李大大总理来访，期间我们三国（中国、巴西、秘鲁）已经进行了几次会议，多数是公司层面的。 “该项目依然处于初始阶段。这条铁路可以促进巴西与亚太地区的连通，降低运输成本，对巴西的出口带来显著的刺激效应。同时，可以让中国以更低的价格获得拉美的产品，因此，这将会是一个双赢的结果。”雷昂表示。 目前从中国前往大西洋西岸有两条通道：一是由太平洋穿过巴拿马运河，沿大西洋海岸行驶；另一条则是经南印度洋，通过非洲最南端好望角继续向西。“两洋铁路”一旦建成，将是拉美历史上第一条横穿南美大陆的铁路线，成为拉美互联互通网络的主干。 “两洋铁路”总长约5000公里，其中2000公里铁路线基本是既有线路，需要新建大约3000公里铁路，并且需要经过安第斯山脉。中国社科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副研究员谢文泽透露，国内前期的基础性研究比较看好的线路是由秘鲁北部海港向东南翻越安第斯山，通过巴西的中西部到东部。 谢文泽介绍，影响“两洋铁路”线路选择主要有五方面的因素：经济成本，包括建设难度、已有基础；社会成本，比如为所经国家带来的社会效益；政治成本，比如相关国家反对党是否同意；环境成本，尤其是经过亚马逊雨林的问题；国际成本，包括国际上对环保的重视和其他国家相同行业的竞争等。这些方面都要进行仔细考量和平衡。 今年5月16日，中国政府网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的指导意见》，提出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加快铁路“走出去”步伐，拓展轨道交通装备国际市场。《意见》表示，要发挥中方在铁路设计、施工、装备供应、运营维护及融资等方面的综合优势，积极开展一揽子合作。 同济大学铁道与城市轨道交通研究院教授孙章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中国铁路成功的范例促使南美诸国下决心发展铁路。目前，这些国家铁路装备亟需更新换代、铁路线路需要升级拓展，中国的经验和设计施工运营队伍正是这些国家最理想的选择。 发改委外经所国际经济金融研究室主任姚淑梅认为，基础设施可以说是拉美国家发展的重大瓶颈。建设铁路能够带动拉美国家物流的发展，解决就业等社会问题，促进其产业结构的调整。中国有两大竞争力：一是制造能力，我国具有非常完整的工业体系；二是建设能力，我国在基础设施方面有多年的经验积累。“两洋铁路”是中拉经济合作的一个重要支点，可以为今后的其他合作起到示范作用。 谢文泽提到，“两洋铁路”的建设首先能为产品运输提供便利，其次对南美地区基础设施一体化进程也是巨大的推动。沿线兴建工业园、加工企业，还可以带动拉美地区的投资，推进经济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积极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有利于促进企业增强整体素质和核心竞争力，推动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 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是保持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和迈向中高端水平的重大举措，也是推动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增强国际竞争优势的重要内容。两洋铁路是中国推进的国际产能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中拉双方产能对接过程中将起到支撑、桥梁的作用。” 谢文泽说。 4月3日，李大大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国装备走出去和推进国际产能合作座谈会，强调要推动中国外贸从“大进大出”转向“优进优出”，形成开放型经济新格局。他表示，所谓“优出”，就是不仅要出口高档次、高附加值产品，还要推动产品、技术、服务的“全产业链出口”。 铁路正是中国着力“优出”的项目。中国在铁路建设中有资金和技术优势，建成后的运营和管理水平也较高，综合实力领先其他国家。施工周期短、平均造价低、装备技术世界领先，且有在各种地质条件下建造铁路的丰富经验。在运营方面，中国铁路运输效率世界第一，并保持良好的安全纪录。 “中国铁路‘走出去’，是一种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姚淑梅表示，输出我国的建造能力，带动我国的装备出口，消化产能，实现产能国际化，同时推动他国经济的发展，“两洋铁路”项目体现了我国互利共赢、共享繁荣的发展理念，也是一种发展经验的共享，即通过基础设施建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记者 杨芳 实习生 张迎雪、张香梅）

中央巡视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张本平在做客同一访谈节目时透露，为实现上述目标，将加快常规巡视的节奏，机动灵活地开展专项巡视，加强对省区市巡视工作的领导；同时，修订《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试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逐步形成比较完备的巡视工作法规制度体系。

地震发生后，受灾群众被集中安置在陈塘、邦色、达仓三个临时安置点上。每家每户搭起了棉帐篷，分得了被褥、衣物、食品和饮用水等救灾物资；绒辖乡完小也已经复课，灾区生产生活逐步恢复正常。 记者走进邦色安置点的一顶救灾帐篷，地中间烧着藏区常见的牛粪炉，炉火正旺，十几个人围坐在帐篷四周，吃着煮土豆，聊着家常。 热情的米玛端起酥油茶和藏白酒，请我们品尝。女主人巴珍端来煮土豆，示意我们蘸着辣椒酱吃。尽管遭受了很大的灾情，但灾区群众显得很平静。讲到开心处，他们会高兴地笑起来。 米玛说，上面发的帐篷是一家一顶，但炉子不够，他们就和晋巴、次仁班丹、边巴次仁等四家共计15口人，把粮食集中起来，一起做饭吃。 谈到这些天来的抗震救灾工作，大家都说好。20岁的边巴次仁说：“我们所有吃的、穿的、住的、用的，政府在第一时间都给送来了，现在没什么可担心的。”36岁的次仁班丹接着他的话题说：“感谢党和政府，第一时间就把群众需要的东西送来。生活在这个大家庭里，我觉得很幸福。只要人在，什么都会有的。” 在采访中，我们普遍感受到：灾区群众顾大局、识大体，没有埋怨，更多的是理解和感恩。由于道路严重受阻且需要攀爬6公里的山路，陈塘安置点的群众一直住在用塑料布、家具和木棍搭建的简易帐篷里，直到5月2日才全部住上棉帐篷。对此，他们并无怨言。79岁的其梅老人流着泪告诉我们：“最危难的时候是共产党和金珠玛米（中国人民解放军）出现在我们面前搭建帐篷，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 为帮助灾区群众尽快渡过难关，中国人保西藏分公司开通绿色通道，简化程序，及早开展理赔工作。5日上午，工作人员来到绒辖乡给4位遇难者家属赔付人身意外保险，平均每人8万元。绒辖乡陈左布德村的拉巴在地震中失去了岳母，这么快就拿到理赔款，他感受到了各方的支持和关爱：“感谢所有关心我们受灾群众的爱心人士！” 随着抗震救灾工作进入常态，灾区群众开始逐步恢复生产，并考虑重建家园的问题。绒辖乡仓木坚村党支部书记班久说：“我们不能总是向政府伸手。我们村两委班子已经讨论过了，尽快维护采挖虫草道路，安排了夏季农业耕作和人员安置。我们有决心和信心用自己的双手重建美好家园。” 趁着阳光灿烂的好天气，邦色安置点的达娃次仁开始晾晒从屋子里抢救出来的青稞。他说，绒辖乡山高谷深，青稞产量有限，现在各家各户普遍缺乏饲草，牲畜靠吃糌粑、清茶和盐巴为生。“希望政府能给受灾地区发放一些饲草和青稞，并在今后重建家园时，考虑到地震多发因素，多建一些平房。” 对于重建家园，灾区群众普遍相信政府一定能做得更好，只是盼着尽早实施。仓木坚村55岁的经宗说：“希望政府为我们建设更好的新农村。”陈左布德村党支部书记达娃扎西告诉记者：“相信党和政府会帮助我们重建更好的新村。”

新华社北京６月７日电（记者韩洁、徐博）国有资本收益，俗称“国企红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要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２０２０年提高到３０％，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 ２０１４年，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际，国企上缴红利比例再度上调５个百分点，其中，烟草企业红利上缴比例升至２５％，以石油石化电力为代表的资源型企业红利上缴比例达到２０％。 国企红利，取之于民还需用之于民。将国企红利纳入国家财政大盘子，正是国企改革在预算和分配等终端领域的发力之举，体现了国企的存在价值，让全民共享国企改革成果。 国有企业向政府上缴红利，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缴纳比例通常以煤炭、天然气、供电等垄断行业最高。 在我国，自２００７年实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以来，国有资本收益上缴比例历经多次调整逐步提高，从最初的１０％、５％、免收三个档次，逐步优化调整为目前最高２５％的５个档次。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说，近几年国家逐步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传递出打破国有资本“体内循环”的改革信号，随着国有企业特别是央企规模的不断扩大，理应拿出更多利润回报社会。 记者从中国烟草总公司了解到，２０１４年起该公司上缴国有资本收益比例提高至２５％，这意味着该公司须在今年年底前缴清２０１３年度实现的国有资本收益，初步测算在４１０亿元左右。 对于到２０２０年国企红利上缴比例达到３０％的目标，李锦为记者算了一笔账：以央企为例，目前平均上缴红利比例为１５％，如果要达到平均上缴比例３０％的水平，则从现在起到２０２０年前，每年至少以２个百分点幅度上调缴纳比例。“这意味着届时烟草企业上缴利润比例可能会在３５％至４０％之间。” 国有企业上缴红利，更受关注的是上缴的“红利蛋糕”如何分配，用在何处？ 近年来，社会高度关注国有企业发展，尤其是很多央企从事高垄断性行业，百姓希望从其高利润中拿出更高比例补充到公共财政中回馈全民。 “国有资本的性质是全民所有，其产生的收益也应全民共享。”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白景明说，近年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中用于民生的投入越来越多，但比例仍需大幅提高。 从红利流向看，除了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用于社保等民生支出的１８４亿元外，困难企业职工补助支出、国有股减持收入补充社保基金等支出，也与民生保障息息相关。 “过去国有资本收益使用上主要存在两个问题，一是上缴比例偏低，二是使用范围偏窄，主要用于国有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改革重组和重大技术创新。”白景明说，未来的方向应继续加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入公共财政预算的比例，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支出。 “将更多国企红利纳入公共财政，公共财政多了帮手，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将更加完善，意味着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白景明说。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换挡升级的调整期，受经济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国有企业效益也难现以往高增长的风光景象。不断提高的红利上缴比例会对国企利润带来哪些影响，国企能否承受？ “提高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对国有企业来说，是压力也是动力。”财政部财科所副所长刘尚希说，一方面要看到上缴红利比例的提升，势必会加大国有企业运营压力，但逐步提升的改革步伐，又给企业留出了一定的缓冲器来消化压力，同时还会倒逼企业通过深化改革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进一步提高企业活力和市场竞争力。 此外，专家建议，还应进一步加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改革，一方面将越来越大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更多用于社会保障和民生支出，另一方面也要加强对资金的监管，提高资金使用效益，让百姓从中得到更多实惠。

1-6月，利润总额11225.3亿元，同比下降38.8%，较1-5月降幅收窄13.9个百分点